网友挖出余华剽窃铁证 大师竟二十年如一日地抄袭？
我对余华的厌恶由来已久，因为在若干年前我就发现，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一个“模仿”的原型。这在文学界已经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在与许多写小说和搞评论的朋友谈起时，大家都是这样的看法。我最早读余华的小说大约在1986年左右，那时我在故乡的县城读高中，那篇小说就是他后来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当时我与我的死党王佩、郭艳茹都表现出了对余华小说的超级喜爱，至今我仍能回忆起我们当初读到它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但是后来当我阅读卡夫卡的《美国》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受了骗：它整个就是《美国》开头部分的中国版！后来，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活着》是对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模仿，多年前就有人就此提出过质疑，而且这个题目也是抄袭了某一部外国小说，并不像余华自己所说是某一天醒来后的偶得；《黄昏里的男孩》无疑是对莫言《拇指铐》的模仿，它们有着几乎相同的主题、结构和结尾；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与艾-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的相似则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还有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本来叫《呼喊与细雨》，与伯格曼的电影《呼喊与细语》同音，后被他改成《在细雨中呼喊》，小说同题现象在所多多，并已为人们所认可，余华的多此一举只能表明了他的心虚；《难逃劫数》我没看过，但据说也与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如出一辙，马尔克斯的这部中篇小说我在多年之前就已看过，余的小说找来一看便知；还有《许三观卖血记》中也有对《百年孤独》的明显的模仿痕迹……而现在，他又被指控其新作《兄弟》剽窃了诗人长征的小说《王满子》！
诗人长征的小说《王满子》我还没有全文阅读，余华的《兄弟》我也只看过上部的一部分，未能卒读，是不是构成剽窃我还不得而知，而且我也弄不清剽窃和模仿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但从黄守愚的文章来看在大的构思上定位于模仿当无问题：
“时间跨度上都是从文革时代到今天的信息时代40年的时间。从人物构成上看，一个由奶奶、父亲王保春、母亲李余珍、哥哥王满堂和弟弟王满子组成；一个由爷爷、父亲宋凡平、母亲李兰、哥哥宋钢和弟弟李光头组成。前者的奶奶是地主的女儿，父亲王保春是造反派，名噪一时，母亲李余珍是位自卑却自尊的乡镇医生，哥哥王满堂是个胖子，有经商天才，后来成了巨富，弟弟王满子是个爱好诗歌的瘦子；后者的爷爷是个老地主，父亲宋凡平曾打着红旗造反，红极一时，母亲李兰是位由自卑而自豪的针织厂女工，弟弟李光头是个光头的胖子，从小就显示了经商的天赋，后来成了富商，哥哥宋刚是个爱好写小说的瘦高个。他们的经历、出身、家庭状况，他们的口气、长相、言谈举止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都有太多的相似。”（黄守愚《余华<兄弟>涉嫌剽窃》）
就是这样一个缺乏原创能力的余华，靠着在别人作品中受到的“启发”，靠着自己的“聪明”和一次又一次不动声色的“出色”模仿，多年来获得了评论界的无数叫好，成了纯文学在市场上扬眉吐气、斩获胜利的重要代表，一个几达家喻户晓的人物。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是余华的写作生涯开始之初便遇上80年代中期中国先锋文学热潮，任何一个人的先锋和探索之作都可能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追捧，即便如孙甘露那样除了抒情、热情和激情外空无一物的东西也成了先锋小说的经典，余华正好幸运地迎合了那个时代；二是在80年代大家对外国经典的阅读不够全面和深入，这给了一些人得以靠模仿引人注目提供了可乘之机；三是批评界多年形成的惯性和惰性，使那些评论家习惯于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的立场、深刻的发见与尖锐的批评，即便发现问题也不愿去深究；四是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一个批评家的良知，成为一些作家尤其是自己哥们的专业吹鼓手，成了一种靠作家吃饭的寄生物。
好在，我们终于看到一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为这个前牙医“拔牙”了，在一本名为《给余华拔牙》的批评集中，蒋泥、李敬泽、谢友顺、邓晓芒、郜元宝、李云雷、苍狼等对余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现在黄守愚又站出来主支请缨替长征打一场胜负难料的侵权官司。我关注的不是这个事情的结果，而是事件本身。不论结局如何，这都是我们揭开笼罩在名作家头上的那个虚假的光环的重要行动之一。
余华，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谎言。二十年如一日的“模仿生涯”，使他终如他的一篇小说所言，难逃被披露真相的劫数。 对他的《活着》印象最深
第一次看的时候哭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