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重勘“三一八”的历史真相
1926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在20世纪的历史上被鲁迅定格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尽管比这一天更黑暗的后来还有，但这一天却不容篡改地写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那么“三一八”到底是什么日子？从积极角度，这一天被称为“三一八运动”，运动的主体是北京青年学生；从消极角度，它又被视为“三一八惨案”，惨案的凶手是段祺瑞执GOV。两者间的关系很直接：运动导致惨案。那么，导致这四十七人死亡、两百多人受伤的惨案到底又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呢？尽管历史早已做了具结，但并不妨碍我们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对它作一次历史重勘。一、背景：“大沽口事件”和“八国通牒”
在讲述“三一八惨案”的历史原因时，习惯是从两个方面切入，一个是所谓远因的“整顿学风”，一个是作为近因的“大沽口事件”。笔者在阅读史料之后，认为“三一八”学生上街与“整顿学风”无关，纯是因了“大沽口事件”，因此，有关惨案背景的叙述便不妨锁定在这一事件上。
1926年3月初，奉系毕庶澄率军舰从青岛出发，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所占领的天津港大沽口。此前，天津乃在日本支持下的张作霖奉系之手，被苏俄支持的国民军打下来不过三个月左右。3月9日，国民军为防奉舰进攻，在大沽口水道敷设水雷，并同时通告领港人，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GOV，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大沽口守军鹿钟麟对各国领事作了解释，并提出外轮入口的三个办法。
3月11日晚，日本驻津总领事与钟接洽，提出次日上午将有一艘“藤”字号驱逐舰入口，要求免检放行。双方约定的时间为上午10点，对方的旗号为“C”，入口时须先停泊某地点，进港后须缓行等。
3月12日，按照中方叙述（日方叙述则与此不一致），日本舰只入港时间不对，舰数也不符。本来约好上午10点，可是进港时已是下午3点，而且不是一艘，另有一艘随行。按原先约定，船只进口，一俟指定地点，即停泊，以便检查放行。但日舰未遵前约，强行闯关，炮台守军令其停进检查，不听，不得已施放空枪警告。谁知日舰视为攻击，旋用机关枪扫射，炮台守军猝不及防，伤者十数。双方遂进入武力对峙，互有伤亡。最后日舰视国民军态度强硬，且又海水落潮，不得已退回海面。这就是所谓“大沽口事件”。
3月14日，北京一万余人举行国民反日侵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我大沽炮台。会议同时通过几项议案，包括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行为，以武力抵抗日本，并要求外交当局，按照国民抗议书，严厉执行，甚至不惜与日宣战等。
在北京市民为“大沽口事件”所激愤时，3月16日下午1时，英、美、法、意、日等八国公使在荷兰使馆集会，会议决定为维护《辛丑条约》，八国共同就大沽口问题向北京提出最后通牒。通牒提出五项要求：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行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碍物，恢复所有航路标志，对外国船舶不加任何干涉，停止对外船的一切检查。以上各项，要求北京GOV在四十八小时内兑现，至迟不超过3月18日正午。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此所谓“八国通牒”。通牒当日下午4时被送到北京执GOV外交部。
前有“大沽”，后有“通牒”，前事未决，后者又火上加油，整个北京差不多沸腾起来。事实上，两天以后的“三一八”已经让这一事件给注定了。
收到英美八国的“哀的美敦书”，北京执GOV外交委员于第一时间召开guo wu yuan外交会议，认为通牒内容已经超越《辛丑条约》范围，违背条约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复交通，关键在于奉军是否放弃攻击天津之计划。会议决定由外交部按会议精神从速起草复文，此复文于夜间11时完成，并办好相应手续，即刻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GOV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发布时间为3月17日。
GOV有所作为，民间亦非不作为。同日晚，GOV以外有两个会议需要提及。一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在北大一院召集会议，李大钊作政治报告，指出：“所谓‘最后通牒’，事实上是与段GOV心心相印的，是第二个‘八国联军’，也是用来抗拒进步力量的”，以后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GOV斗争到底”。（注1）
晚上7时许，国民党左派的北京市党部（当时北京有两个国民党市党部，一左一右，后者为“西山会议派”所掌控）召集属下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由顾孟余作八国通牒的报告，会上讨论了当前形势，决定“本党部号召民众，群起反抗，并作废除《辛丑条约》工作”。然后大会讨论运动方法：决定“于十八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满以前，应举行一次大示威，督促段GOV严重驳回无理通牒”。会后，党部“乃派同志四出活动，当晚即联络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敢死队、国际工人后援会、北京济难会、中山主义实践社、国民新报社等团体，共同签名，登报发启”，并“决定十七日下午一时即开各团体联席会议”。（注2）
根据以上两个会议，“三一八”运动已经非常具体地给确定下来。
二、惨案前夕：3月17日要略
准确地说，“三一八”其实是从3月17日开始的，这一天，北京已经开始流血。
3月17日，“八国通牒”在北京各报发表，整个城市舆论鼎沸，群情激昂。通牒只有两天时间，局势分外紧张。这天上午11时，美国驻华大使马克谟造访国务总理贾德耀，表示美国对大沽事件持缓和态度。但美国的态度并未为北京民众所知。民愿蒸腾，民气可用，北京此刻处于干柴烈火之上，其事态正在按“群众领袖”的预设向前发展。
是日午后，同一时间在不同空间同步进行的有两件事。
一是国民军守军鹿钟麟在天津派代表赴日本总领事馆，访有田总领事，转达鹿钟麟的意旨，承认大沽口事件纯系中国方面的误会，希望日方谅解。下午4时，大沽炮台张团长奉鹿之意，访英舰舰长，手交对列国通牒的答复，表示外舰保持中立，国民军则欣然撤去妨碍舰船航行的一切障碍，而临船检查则另设办法。晚6时，该团长又至塘沽，访意舰舰长，表示各国提出要求，经鹿总司令斟酌，认为可以照办。只要奉舰不再侵入，国民军也不至扰及外舰交通。意大利舰长电告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及领团，领团对鹿的答复相当满意。与此同时，奉系的毕庶澄在巨大的压力下，也承认八国通牒的五项条件。张作霖在日本的严重警告下，亦表示承认领团警告，并令其军官对外船“勿再检查”。奉系不论，国民军遍访各舰，主动妥协，最后还派员向所有外舰声明，表示愿意遵守《辛丑条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系列妥协，是国民军所为而非北京GOV。段祺瑞本是冯玉祥搞“首都革命”扶植上来的，手中除一个卫队旅之外并没有军队，而且整个京畿都在国民军的掌控之下。即使在当天，段GOV的外交委员会和外交部还在开会，继续讨论对付八国通牒的办法。会议出现分歧，王正廷主张酌量承认，王宠惠则主张电诉国联。
在鹿钟麟向外舰示好的同时，北京城这边正在按昨晚的计划发展。下午1时许，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北大三院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与会团体约一百五十余，人数两百多。会议议决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会议定名为“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报载名称不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大会公推徐谦、顾孟余、黄昌谷、李石曾、李大钊等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议还有一项议决，即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最后，会议决定：“将本日到会代表分两组，赴外交部、guo wu yuan包围，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注3）时约为下午三时半，“三一八”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这揭开序幕的“三一八”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就搞错了。当时执GOV虽然拥有执政的名义，但它事实上受国民军的控制；尤其就本事而言，向八国示好的不是执GOV而是当时左翼知识领袖看好的国民军。
运动按计划进行。赴执GOVguo wu yuan这一组约六七十人，推出发言代表四人：陈毅、陈日新、王布仁、辛焕文。队伍大约4时多抵达guo wu yuan，在门口被卫队阻拦，卫队要求队伍在大门旁等候门者传达。各代表与其交涉，说明自己来意，只是要面晤当局，促其驳回通牒，等等，并要求引至招待室稍候。时有执GOV某科长出，代表们要求段、贾出见。该科长再三支吾，不支，遂退去。半小时后复出，谓段、贾俱不在府中，诸位的意见可以代为转达，请诸位先回。代表极为愤怒，声明不见到相关负责人员，绝不回头。无奈，府方只允发言代表四人进入。不料四代表进去不久，门外代表即与卫队发生冲突。这是一位现场参与者的目击：“卫队兵士忽要求各代表退出，勿拦住门口；各代表因执GOV门口甚宽，出入并无妨碍，遂未退出，穿军服之某员，忽然喝打。各代表见事出意外，仓促退走。卫队兵士见各代表已退，遂即尾追，用枪柄并刺刀，向退走的各代表乱打乱刺。”（注4）这是执GOV门前的第一次流血，请愿代表伤重五人，以四川代表杨伯伦伤势最深，胸口一刀，肩上及背部数刀，衣襟悉被鲜血染红。院内四代表以此严责该科长，默然而退。至晚上7时，才有卫队团长武九清出来道歉。四代表一直坚持到深夜才得见guo wu yuan秘书长邓汉祥。代表述其来意，严质卫队行凶理由。邓氏回答：人民意见GOV当尽量容纳。卫队行凶，凶手应即惩办。对于伤者，GOV当派代表抚慰。四代表慎重声明：段GOV如欲自新，不自绝于民众，则当驳回八国通牒，切不可自误和误国。四代表退出执GOV时，已是夜深11点半了。
赴外交部的队伍则是另一番情形。这支队伍人数稍众，约八十人。发言代表为安体诚、王一飞、陈公翊。时外交部部长尚未就职，次长曾宗鉴不在部。于是队伍派代表往guo wu yuan和曾宅，俱无结果。此时代表已闻guo wu yuan门前流血，愤激不已。5时许，国民军的外交人士唐悦良来到外交部，邀发言代表谈话。代表说明来意，并征询国民军对大沽事件的态度。尽管唐知道国民军已在低调处理和八国海军的关系，但他仍然称赞民众爱国热情，表示钦佩，同时愿意去找外交部次长来部晤谈。大约晚上9时，曾宗鉴到部，与发言代表接洽，双方辩论至夜12时，代表要求非见总理贾德耀不可。于是，电话打到贾宅，贾已睡下，接过电话后，表示愿意接谈。于是代表一行三十余人又趋贾府，此时已是3月18日凌晨1时半。在贾府，代表要求北京GOV应尊重民意办外交，提出驳复通牒之最低限度的两个条件。贾答曰对八国通牒的驳复已发出。代表要求看原稿。阅后，认为此文件过于软弱敷衍，只能谓之屈服，不能谓之驳复。国民誓不承认。贾谓你们明天来一封公函，我们根据你们的意见再提抗议。代表告贾明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举行抗外示威。贾表示明天上午召开国务会议时先将今天提出的最低限度两条交付讨论，俟国民大会决议案送到后再交guo wu yuan研究，然后慎重提出抗议。此事完结后，代表等又提起下午guo wu yuan外流血事，贾声称，据报告，代表要抢卫士的枪，才被卫士驱散。代表严词驳回，提出几项要求，要求贾派代表明日到国民大会道歉，慰问伤者，由GOV报销医药费用，严惩肇事祸首。贾对上述要求，一一答应，并表示明日当撤换无知府卫而易之以国民军。接洽时，贾德耀曾与国民军京畿警卫司令暨Jc总监李鸣钟（代）打过电话，预为防范次日之事。诸事谈毕，已是4点多钟，代表退出客厅，但并未离开贾府，至天明五六点钟，才相率离去。此时，离上午10点的集会只差几小时了。
这一天，另有一事需要补记。据“三一八”参加者李葆华回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GOV，要求段GOV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比对以上，李葆华参加的似是guo wu yuan那一组。可是以下，“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拉，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个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注5）如果李葆华去的确实是执GOV（即guo wu yuan），就不会是段宅，因为GOV在铁狮子胡同，而段宅在吉兆胡同，两者不是一个地方。如果李葆华去的是段宅，上述文字就不是执GOV。如是，在当天北大三院会议上决定去guo wu yuan和外交部之外，至少还有一个组织去的是段宅。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李葆华参加的这一支是去了执GOV后，因其无人，又去了段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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