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向警予女儿忆父母:称其捧资本论拍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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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妮在父母亲结婚地法国小城蒙达尼市留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89岁的我，一想起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父母双亲，为国殉难，英年早逝，心情便久久难以平静。
我的父亲蔡和森和母亲向警予同生于1895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6岁的母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父亲也以105分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半年后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两人都成为名师杨昌济的学生。
数年后，杨昌济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在我所教的长沙数千学生中，有3个最优秀的男学生：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有3个最优秀的女学生：向警予、陶斯咏、任培道。
两次向毛泽东提议
“旗帜鲜明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结婚，两人捧着《资本论》拍了结婚照。婚礼上，两人还将恋爱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分赠给大家，人们把他俩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同年7月6日至10日，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郊外森林里召开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父亲明确地提出“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
同年8月13日，父亲给毛泽东写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父亲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我在这里业已酝酿组织……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开一联合讨论会，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母亲随后分别向法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述建党的当务之急。
9月16日，父亲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长达六千多字，详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组织结构，父亲在信中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我父亲在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来的。
父亲的信让当时同样满怀报国热情的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父亲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对父亲组织共产党，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深切赞同”。而收到父亲第二封信后，毛泽东更是热情回复，“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她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负责主编《向导》
烧几张废纸暖暖冻僵的手
从法国留学回来，父母一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父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宣传部长，母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那时，我们家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阁楼上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阴暗潮湿。我的出生给双亲带来了为人父母的喜悦，为了纪念他们在蒙达尼的结合，父母亲特地给我取名妮妮。
在那艰苦的岁月，家里经济拮据，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们的资助。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坚持工作。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父母亲白天工作，夜深人静之后，用笔名给一家杂志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酬。
那时父亲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只有一个编辑，父亲整天埋头看稿、改稿、写稿，足不出户，连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为赶印刷出版日期，他时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实在太疲倦了，连鞋子都不脱，和衣躺在床上睡一会，醒来再继续工作。有时哮喘病发作，气喘得像拉风箱，也不肯休息。冬天，父亲冷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烧一两张废稿纸暖暖冻僵的手，又埋头编稿。
1927年3月，母亲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担任了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正值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前夕，母亲工作极其繁忙，几乎每天要去开会，组织宣传活动，发动民众。中午，趁没有来访者，她就在地上铺几张报纸，和衣在地上休息一会。
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形势日趋严峻。母亲经常亲自到工人家里去作动员。她早出晚归，常常在小摊子上买一个烧饼，边吃边跑，赶到会场，上台就讲话发言了。有人看到母亲眼睛深陷，全身瘦弱不堪，想办法弄来一袋奶粉，她却送给了别的患病的同志。
1927年底，武汉年关暴动败露，湖北省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同志被逮捕杀害。母亲不顾个人安危，与省委工运部的女同志张金保一起，坚守接头点，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络，组织人员疏散隐蔽。她们整整饿了两天，才搞到几个烧饼油条，算是吃年夜饭。
狱中寄望孩子
“像小鸟一样在自由天空飞翔”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迅速撤往上海，各级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许多公开活动的党员往各地疏散。父亲不顾自己多病虚弱的身子，一再向中央请求，去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党中央最后派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母亲坚持要留在武汉。中央考虑她国共合作时期经常抛头露面，不适合从事地下工作。母亲说：“大家都离开了，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人联系，《大江报》也得停办，那会叫许多工人失望的！” 母亲着手复刊早已停办的《大江报》，将铅印改为油印，尽快给广大工人群众带去党的声音，点燃新的希望。她独自编辑、油印。《大江报》上还刊登了母亲撰写的复刊词：
《大江》愿做你们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们的明灯，在暗夜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
1928年3月中旬，因叛徒出卖，母亲和助手陈桓乔一同被捕，母亲对陈桓乔说：“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总是要死的，但死也要死得慷慷慨慨，光明正大！”
几位留法的女同学，通过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关系，到牢房探望她，母亲泰然自若地说：“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为主义牺牲，视死如归！”
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母亲带领狱友们背诵唐诗宋词。她在狱友缝隙中来回走圈子，有时双手按在床上，脚不着地，撑起全身，以此锻炼身体。
母亲多次把藏在内衣口袋中外公和自己两个孩子的照片拿出来，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说：“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我拿什么报答他呢？”又对着两个孩子的照片说：“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听见了吗？”说着眼眶就红了。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在牢里给我们写的信中的那首诗：
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
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最后一次演讲
“革命是杀不完的……”
母亲每天黎明即起，梳洗穿戴完毕，然后镇静安详地等候那一刻的到来。
5月1日，母亲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换上那件在法国结婚时穿过的油绿色旗袍。她走到铁窗前，默默注视着曙色初现的天空，轻轻地对陈桓乔说：“五一，记得吧！”陈桓乔点点头。
5时零5分，牢门突然打开，一匪徒大声喊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回过头来，神色自若，嘴角挂着微笑，从容走出牢房。沿途观者人山人海，母亲一路奋力高喊，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反动派要杀死我，可革命是杀不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匪徒们慌忙扑上去，拳打脚踢，不许她开口，母亲挣脱束缚，头一昂，奋力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残暴的匪徒掐住母亲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子泥沙塞进她的嘴里，又用皮带扎住她的嘴巴和双颊，鲜红的血从她嘴角流出……
33岁的母亲慷慨就义，最终践行了她的誓言：“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
一个月后，正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父亲，得知母亲牺牲，悲痛万分，于6月22日挥笔写下了泣血浸泪的悼文《向警予同志传》。
母亲牺牲3年后，父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那是1931年的3月，父亲前往香港，住在一个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不久，大叛徒顾顺章也跟踪到了香港。6月上旬的一天，海员工会要开会，组织上考虑到形势危急，让他不要去参加，但父亲觉得不去放心不下。6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父亲不顾个人安危赶到了会场，挽救了许多海员工会人员，可他自己却被等候在那里的叛徒和特务抓住了。
父亲在狱中受尽酷刑，遍体鳞伤。1931年8月，父亲被害，年仅36岁。
亲爱的父亲母亲，可以告慰你们的是，我和弟弟蔡博在党的关怀培养下，长大成人，学有所长，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你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也已经实现了！ (舒新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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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革命烈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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